1931年，宋美龄陪母亲游杭州，半个月挥霍了一万三千多块大洋。账单送到浙江省政府报销，省主席张难先直接把单子锁进抽屉。几天后，他当着全省高官的面，把账单拍在蒋介石的桌上：夫人的这笔开销谁出？
1931年春，杭州城外的运河码头上，一条不起眼的乌篷船缓缓离岸。两岸密密匝匝站满了百姓，却没人喧哗。家家户户门前都摆出一张方桌，桌上不供香烛，只放一盆清水、一面明镜。
有人低声念叨着：“清如水，明如镜。”这场面，是杭州百姓自发为一个人送行——刚卸任的浙江省主席张难先。而这一切的起因，要从半个月前那笔轰动官场的账单说起。
张难先上任省主席是在1930年年底。这个人做事很有些“不合时宜”，一到杭州便立了几条规矩：不住前清遗留下来的豪华官邸，自己跑到城头巷租了间旧民房；不搞迎来送往，凡是送钱送物的，一律原物退回并在省府门口张榜公示。
有一次，某县县长趁他外出，往他屋里塞了两坛“土产绍兴酒”，张难先回来后打开一看，坛子里哪里是酒，满满当当塞着银元。他二话不说，当天就撤了那县长的职，银元充入省库，还把这事通报了全省。时间一长，浙江官场都知道这位主席不通人情，人送外号“张铁面”。
1931年春天，宋美龄陪母亲倪老夫人到杭州游玩散心，一行人在西湖边的别墅住下，逛灵隐、赏苏堤，前后盘桓了半个月。随行人员采买了进口洋酒、高档化妆品，订制了丝绸旗袍，又安排了几场颇为讲究的宴请，林林总总竟花掉一万三千七百八十块大洋。
这笔开支在当时是什么概念？一个普通警员月饷不过几块钱，这笔钱够得上一个中等县城半年的财政开销。接待方杭州市政府对着账单发愁，预算里根本无处列支，只好硬着头皮把单据送到了省政府。
张难先看到账单，翻开略一过目，便锁进了办公桌最底层的抽屉。他对来人说了一句话，大意是：省里的钱是浙江百姓的税钱，私人游玩的开销，省府没理由替人买单。此后几天，这件事像被锁进抽屉一样石沉大海。
没过几日，蒋介石到杭州视察，召集全省高官在省府礼堂开会。他在台上一再强调眼下国事艰难，军事剿共急需经费，各级官吏务必廉洁自守、节省每一文钱。就在众人掌声未歇的当口，坐在第一排的张难先起身，缓步走到台前，掏出那沓账单，平平地搁在蒋介石面前的讲台上。
他的动作很轻，但全场数百人霎时连呼吸都屏住了。张难先只简简单单表示，这笔开销省库无力承担，委员长既提倡节约，就请给个处理办法。
蒋介石低头扫了一眼数字，面颊上的肌肉微微抽动，会场寂静了足有数秒，他终于硬邦邦地丢出一句：“谁花的钱，谁负责。”当天下午，蒋介石便让人从私人积蓄中取出这笔钱，分文不差地补给了浙江省财政厅。
事情到这地步，旁人以为风波已过，宋美龄却难以释怀。在她看来，张难先当众那样做，明摆着给委员长难堪，而且她认定这世上没有不爱钱的官，张难先不过是表面文章。于是几天后，蒋介石偕宋美龄没有提前知会任何人，带着卫士径直找到了张难先的住处。
那是个极普通的市井小院，木门推开，张难先的妻子正穿着粗布衣裳坐在马扎上纳鞋底，手边的针线笸箩还是用旧竹篮改的。正堂屋里没有字画古玩，一张老木桌上赫然供着一块黑漆木牌，上面写的是张难先本人的姓名，下缀一行小字：“发誓为老百姓办事，要是贪一分钱，立马自杀谢罪。”
墙角靠着几捆劈柴，灶上摆着吃了一半的腌菜。宋美龄站在这块灵位般的牌位前，默默良久，终究红了眼眶，转身快步离去，再没多说什么。
从政几十年，类似的场面张难先不是第一次经历。早年他在湖北主持财政，就曾因清查税款得罪了当地驻军头目，有人深夜把子弹夹在恐吓信里丢进他家，他照常办公。
可这次杭州之行，让他对官场的积弊彻底灰了心。不久，他便把省府大印端正地置于案上，留下一封辞呈，带着老妻悄然启程回湖北老家。
这才有了运河边百姓摆清水明镜相送的一幕。船离码头时，岸上有人高喊“清如水，明如镜”，声音此起彼伏，竟像是约好了一般。张难先在船头向两岸拱手，眼泪淌进了花白的胡须里。
小木船一路西行，进入湖北地界后，在一段偏僻水路上忽然窜出十余条人影，持刀弄枪地截住了去路。为首的一个跳上船，喝令交出财物，还放出话来：要是搜出一文钱便砍脑袋，若真没钱，他愿跪在水里推船三十里。
几个匪徒撬开船上仅有的三只木箱，里面哗啦啦倒出来的全是旧书。他们不死心，把书逐页翻过，连铺盖也拆开抖散，最后只在张难先老伴贴身的粗布帕子里翻出不到二十块大洋——这便是他们的全部路费。
匪首怔怔地看着满地旧书和那点零钱，突然将手里的刀咣当掷在甲板上，自己先跳进齐腰深的江水，回头朝手下吼了声“推船”。于是十几个土匪全数下水，用肩膀和双手抵着船帮，在那段湍急的江流中硬是把这条小船往前推出了三十里。
没人知道那群土匪后来去了哪里，也没人清楚张难先那日坐在船中想了些什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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